始于2011年9月17日美国金融中心纽约、由数百人发起的小规模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目前已逐步扩散至各主要西方国家，演变成一场席卷世界的社会运动。这次运动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扩散范围最广的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于一般性社会运动的若干特点。然而，西方媒体避重就轻、歪曲事实，掩盖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弊端，让别国民众无法了解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的真正原因。那么，如何从深层次上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请中、美经济学家予以解读。 ――编者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金融危机的延续
张新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人们认为歪曲的金融制度、较大的贫富差距、较高的失业率、分裂的政治现实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原因，您认为其原因是什么？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占领华尔街”原本不过是由反消费网络杂志“广告克星”在网上发起的抗议活动，它之所以在短期内扩大和蔓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尽管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普遍采取了救市方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危机。相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采用转嫁危机的各种手法，将私人垄断资本投机造成的损失推给草根阶层和社会大众，并试图通过扩军扩战来缓解危机，结果使危机持久化。
大卫・莱布曼（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我去过解放广场（占领华尔街活动示威者安营扎寨的地方），也与那里的许多人进行过深切交谈。毋庸置疑，经济危机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是此次占领事件的主要诱因。抗议者的“我们代表99％的美国民众”这一观念是很重要的，它将抗议活动的焦点集中在“私有制经济”（主流媒体及经济学界所指的）“内部”社会及阶层差距上。那些精英资本家们（如共和党人）对占领华尔街事件一直保持沉默，这一点很有意思。此前他们曾假惺惺地表示反对华尔街，现在他们的虚伪暴露无疑。
詹姆斯・克瑞文（美国克拉克大学终身教授）：我曾去过示威活动现场，并与不同身份背景的抗议代表（他们中有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无家可归者、各色“左翼”人士、嬉皮士等）进行过深切交谈。尽管美国贫富不均，收入差距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最，但就在两年前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人们还没有针对这一点进行抗议。大部分反对者对这些数据及隐藏在贫富、收入差距之后的理论并不知悉。虽然对资产阶级理论及其内涵不尽了解，但是目前他们的抗议活动已发展到反“弥母”（大脑病毒）的层次；这是由期待资本主义改革到渴盼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灭亡的一个重要进步。目前美帝国主义内外所面临的与其说是一次联合抗议资本主义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一场示威嘉年华。
杨承训（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如果金融资本畸形化，数量无比巨大，脱离实体经济，变成为少数垄断金融资本巨头投机、欺诈、发财的工具，就会造成经济混乱，变成危害经济的祸水，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加剧资本主义的矛盾。尤其是一种货币和一小撮资本垄断集团控制了全世界，用印钞机剥削全世界，成为在全世界投机、欺诈、发财的武器。战后的美国成为以美元为武器的金融霸主，不仅控制本国巨大的金融资本，而且控制全世界，使国内的金融和国际的金融形成一个“连通器”，加速经济的虚拟化，走向泡沫化。人们普遍认为，华尔街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和目前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却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导致危机的“苦果”由纳税人吞咽。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深层次原因。
张新宁：到目前为止，人们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领袖、没有政治目标，您认为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由谁来领导这次运动？将来会不会有统一的政治目标？
大卫・莱布曼：这次运动不同于10年前西雅图及其他地区傲慢自大的反世贸组织示威活动。那些年轻的抗议者们明确表示他们不接受简单草率的回复，他们呼吁对话与谈判。他们有工会成员和其他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支持。我甚至还看到一些休班的警务人员来到示威活动现场，以表达他们的支持。当然会有镇压活动，对此我们不该再抱任何幻想。示威者们很清楚一点：他们不能简单地以一种经典的政治抗议运动的方式“退出”社会，束手就擒。这是在寻求出路，不是简单的“谈条件、提要求”，而是自觉有组织地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是“我们”自己去积极争取新的民主政治路线。
詹姆斯・克瑞文：有许多“左翼”人士，他们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嗤之以鼻，殊不知在他们身上也能找到这些腐朽思想的影子。在他们当中，“单一问题主义”俯拾可见，个人利益被视为高于一切。鉴于此，在示威活动中，我举的牌子上写道：“自由”≠“争取平等机会，成为压迫者”，以“我们”的名义反对美帝国主义（这囊括了所有的具体问题）。反对者们对警方态度温和，并给他们提供了大量可以取证的图片，而这一切现在看起来更像一场示威嘉年华。目前他们所争取的是具体利益（同性恋者权益、环境保护、女权主义、向富人征税、改革资本主义、免除学生贷款、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如你所言，占领华尔街事件的大部分抗议活动没有领袖，大多数是个人对于某一情景的反应。“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缺乏协调性，重点、方向不明确，缺乏反对帝国主义及原型法西斯的战略战术、知识和经验，没有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
“占领华尔街”运动深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张新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是否加深了这个基本矛盾？“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何特点？
程恩富：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通过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看，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取得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二，从经济结构看，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容易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三，从经济调节看，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本主义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四，从分配消费看，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容易造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占领华尔街”运动将唤醒西方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深刻反思。2011年5月，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撰文分析当前美国的社会弊端时，所用的标题就是“1％的人所有、1％的治理、1％的人享用”。抗议者打出“我们是99％”的口号本身说明，他们所要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从经济上看，近10年来，美国1％最富有人的收入增长了18％，而雇佣阶级或所谓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却持续下降；今天1％最富有的人每年获得国民收入的1／4，占有国民财富的40％，机会不平等较30年前急剧扩大。从政治上看，只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被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垄断寡头掌控，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就不会得到遏制。资产阶级的金融化使得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无法弥合，资本主义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杨承训：通过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们可以更加深刻认识现代资本主义三大矛盾：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紊乱，违背了市场规律；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进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加剧了与世界人民的矛盾。在金融危机的基础上产生了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三大危机交织是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基本矛盾长期积聚的集中爆发，最终危及其自身。
詹姆斯・克瑞文：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一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如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自私、贪婪、追求某种形式的不朽、庸俗唯物主义等）与适应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价值观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力日益社会化和社会融合与社会凝聚力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对美国及加拿大“左”的影响表现为“个人主义”（我、个人的、自己的利益至高无上），由于涉及普遍利益问题（如环境、同性恋者权益、对富人增加税收、农村发展、破坏工会者、非法反对伊拉克及阿富汗的战争、女权主义、全球化等），他们在联邦政府活动中会表现出分裂倾向。而“个人主义”的滋生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矛盾、动态、“逻辑”、霸权、轨迹、影响及权力结构是密不可分的。2005年花旗银行外泄的秘密文件《财富统治报告》显示，一人一票选举制度使富豪们坐立不安。1％的富人掌控着巨额财富，却无法控制99％的票数。他们公开庆祝富豪统治。无论如何界定“民主”的涵义，这都与“民主”背道而驰。因此，抗议活动让他们惶恐万分。示威活动在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让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不仅是当今社会的头号恐怖分子，也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威胁。尽管如此，反对者们在示威中展现的这种意识（就像是在争取更“合理”地安排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席位等诉求）还需要通过进一步采取措施，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实现深度强化。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未来需要“超越”
张新宁：“占领华尔街”运动目前正向全美和全球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扩散，您认为这次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将会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哪些影响？
程恩富：“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面镜子，折射了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一超独霸”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重新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众摆脱贫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之上，构建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地区化和集团化机制；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摆脱少数西方国家频频干涉别国内政和人权进步的状态，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构建民主的政治多极化和国防自卫化机制；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和交互化机制。有理由相信，仍在发展和深化的资本主义危机，将不断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对更高社会形态的渴望和探索，逐渐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力量。
“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表明美国普通民众对经济低迷、贪腐横行、就业艰难、前途无望的愤怒，已积聚到需要集中爆发的程度，凸显了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全面危机。第一，应当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私人垄断寡头结合国家政权，操控媒体和文化教育，从舆论和政策等方面极力阻止财富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因而抗议活动出现骂银行是“希特勒、纳粹银行”，金融家是“骗子、法西斯、恐怖分子”、“消灭富豪”等口号。第二，应当反思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宣扬的民主是金钱操纵下的民主，实际是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民主，法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第三，应当反思资本主义文化制度。诚信缺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信任危机，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极力鼓吹个人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能够保证个人的自由，使得笃信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青年已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我们是革命的一代”、“消灭资本主义”这些标语口号已经对美国民众的文化价值理念形成了冲击，而且利用网络宣告了美国文化制度的危机。第四，应当反思资本主义对外战争。广大民众觉悟到对外军事扩张和战争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民生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原因，因而“占领华尔街”抗议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奥巴马是战争犯，非和平使者”。
总之，“占领华尔街”运动凸显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制度方面的危机。示威者喊出了“推翻整个制度，资本主义是有组织的犯罪”，正如英国哈曼在《僵尸资本主义》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注定要死亡，并被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秩序所代替。
大卫・莱布曼：对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终影响主要取决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复兴其他替代形式（最终是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同时做两件事，而这两件事应该互为因果，不冲突。首先，我们需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视野，尽可能地借鉴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其次，我们必须制定出一条中间路径，走向一个全新的“新政”――不受资本主义强国的侵蚀与限制，而在总体上保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可以作为一个现实组织的核心，成为抗议运动新的动力。
杨承训：国际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经济、政治新的阶段特征，其中最核心的经济特征乃是国际超级金融资本垄断，虚拟经济主导国内与世界经济。美国的虚拟经济达到GDP的50倍之多，它垄断了金融的走势和信用评估的话语权，控制或渗透各国的大银行和股市，乃至财政。就军事而言，它在全世界的军事霸权也是靠金融虚拟资本支持的。
詹姆斯・克瑞文：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提出警告，要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汲取苏联及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解体的经验教训，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上，更应用事实及时提醒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必须警惕一点：“帝国主义的面具和糖衣炮弹”所代表的不是自由，而是征服；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不是个人“解放”，而是麻痹人民、混淆视听。总之，它所带来的是自我毁灭及不同形式的毁灭社会，如伪自由及带有专制、狂妄、自私、“为自己服务”心态的伪解放，这些终久会毁掉整个世界。展望未来，我深信，从帝国主义自身的内部矛盾及其逻辑体系来看，帝国主义注定会走向灭亡，如布莱希特所言，“矛盾孕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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